历史上，著名翻译家李文俊有哪些故事？

李文俊先生，有名翻译家、美国文学及福克纳研究专家、知名翻译家、当代著名翻译家。
看着李文俊老人在生活中这副平凡随意的样子，你大概很难想象2010年的时候他曾先后登上了两家著名的时尚杂志，他的照片还入选了《时尚》杂志评出的“那些中国成功男性震撼的面孔”特辑。自己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自己的，他说有一集是专门谈文化的，他们这后面都有一个附册、是专门谈文化，有一集要谈翻译什么的，自己说你别来采访我了，自己说我那些道理还是让我自己来写吧，自己就给他们写了一个短文、大概两三千字吧，完了他们说可以。别人都是采访，都是我问你答，自己那篇放在最后、是我自己的文章，文章后面附了一些照片，这是生活杂志；后来一个时尚杂志，叫《ESQUiRE》，中文叫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了，它也来采访自己、拍了这样的一个照片。
您大概很难将这位当时年过八十的老人与时尚联系在一起吧，其实他所做的事情担得起时尚二字。在我国的翻译领域李文俊是最先接触卡夫卡的人，也是率先将福克纳的文学作品引入中国的人。李文俊眼光独到，翻译的作品总是能在文学青年中引起一阵阅读热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阅读他翻译的卡夫卡、福克纳，就是一种时尚。曾有媒体这样评价，“凡喜欢过外国文学的人都知道李文俊”，而这位引领阅读潮流的“时尚先生”又是怎么跟卡夫卡、福克纳结缘的呢。1953年4月，李文俊二十三岁，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外语能力突出，他被分配到《译文》杂志当编辑。《译文》原本是1934年鲁迅和茅盾共同创立的一本杂志，意在通过翻译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随着鲁迅先生逝世，1937年《译文》停刊，新中国成立之后、《译文》的复刊便被文学界提上了议程。因为老《译文》在作家当中影响很大，大家都觉得这个刊物对专家来说是吸收营养的一个地方、不能少的，所以大家都主张，周扬、茅盾、刘白羽、还有姜椿芳他们有一次、大概有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在火车上坐好几天，在这个火车上面这几个人就一块儿商量，说我们应该把老《译文》恢复起来，后来大家都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就一点一点地商量着来，最后把它搁在作家协会，跟作家协会几个大杂志搁在一起。
《译文》复刊时，条件比较艰苦，北京东城区某个胡同里，三间简陋的平房就算是编辑部的办公室，整个编辑部的人加起来也就七八个，当时李文俊对这份工作就无比珍惜，因为他的这些同事都是翻译圈里经验丰富的老前辈。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叫陈冰夷，他是上海时代出版社调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以介绍苏联文学为主，所以都是俄文用的多，那么陈冰夷他是上海的时代杂志调到北京来，就让他负责这个《译文》杂志，那么下面有萧乾，还有个就是英语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朱海观，是老的编辑，他原来是在郭老（郭沫若）手底下做过秘书。1953年7月，巜译文》正式复刊，以月刊的频率发行，它的办刊宗旨是追求高品质的译文。李文俊的日常工作首先就是向那些国内一流的翻译家约稿。自己就是向这方面去学习，你比如说我接触的、自己接触到那些大翻译家，那时候自己都经手过的，周作人啊、傅雷啊、丽尼啊、汝龙，有时候个人方面也有接触、有时候也一块儿开过会，对他们的风采、对他们的修养都有认识。
在这些著名翻译家的鼎力支持下，《译文》的品质越来越高，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在最高峰的时候、它的发行量达到三十六万份。1959年，《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这本杂志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中国的读者领略到了世界文学的魅力。李文俊在杂志社做编辑这几年，翻译水平也逐渐得到了提高，并且可以看到一些普通读者看不到的优秀外文作品。卡夫卡就是那时候李文俊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卡夫卡高超的小说笔法深深吸引了李文俊。1965年，李文俊开始着手翻译了卡夫卡的《变形计》。它（《变形记》）不是个普通的故事，它是有些怪异的东西，你把怪异的东西要翻译出来，对吧，这个也要有点本事吧，自己想我能胜任就是了，我能做得到。你比如他变成甲虫，那么你也想象自己变成甲虫就是了，对吧，当然你不是，但是你想从屋顶上爬上去、像个蟑螂一样的在上面那么站住，但是他同时又有人的悲喜，你也得把这个七情六欲、有对妹妹的爱、对父亲母亲的关心，他还是有，完了但有一点点又变了，虫性越来越多、人性越来越少了，一点一点就因此失去了，那么是一个悲剧，一点点想把它表达出来，表达的你尽量恰如其分，您不能够你太聪明了、你自己改写他的内容，做翻译的人千万不要自作聪明，这是最不好的，你就是作者如果写得不好、你就照他写得不好译出来、你不要改善它，就这样的。李文俊觉得自己在翻译上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原作者在字里行间的情感。自己就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琢磨、能够体会到，体会到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在这里面是带着泪的笑、还是带着笑的泪，就是这里面各种层次，我用中文我自己语言里面的各种层次来表达它，自己就是觉得如果有天赋的话，我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天赋，就是擅于区别语言当中细微的地方，而且能够恰如其分的、稍微比较恰如其分的用自己所能掌握的中文来表达出来，那么使得人家读者看的时候也发出会心的微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幽默，这里面幽默也不是很厉害、也不是讽刺得很厉害，但是有一点挖苦、有一点幽默、有一点讽刺，那么微微的有一点，那自己就觉得自己就已经成功了。花了几个月时间，李文俊终于将这七篇卡夫卡小说翻译完毕，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翻译卡夫卡的人。但是因为这些小说对当时的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还是观念太超前，所以只能当作内部资料出版，仅供相关文化部门进行参考。等到这些小说第一次公开与读者见面已经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复苏的年代，文学更是首当其冲。李文俊带来的卡夫卡小说成为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之一。卡夫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中国作家的写作观念形成了不小地冲击。尤其是对文学青年来说，那影响很大的，很多人就觉得他能这么写，那我们也能这么写啊，他们本来都是为现实主义所局限的，就是好像幻想的力量不能够超越荒诞的、是奇谈怪论的，不行。后来他们现在都搞魔幻现实主义。
上世纪三十年代，李文俊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康之家，父亲在洋行里工作，从小家里就有意识地培养他学习英文。初中时李文俊就已经摸索着开始走上翻译的道路了。那时候生活杂志，什么《look》、《time》这类的都有、都能够看到，等到卖到旧书摊上来的时候也便宜了，我们也买得起了，有时也买来看看。有一种专门是侦探小说的杂志，有一种是电影杂志、介绍电影明星的杂志，跟我们现在一样，那么就介绍比如现在演《飘》了，那个女主角是谁、那么她的基本情况，无非就是说她身材怎么样怎么样、拍过什么电影、得过几次奥斯卡奖啊，无非就是那些最简单的情况，或者头发是棕色的或者什么颜色的，人高几英尺几英寸，这些他们都要，还三围什么什么的这种材料，晚报上能登什么东西呢，也就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根据外国报告上的文章摘译了，变成一小篇文章、投稿到那些晚报，那个时候它也发表了，那个时候自己也就初中高中一年级这类的情况，那就很得意了，就是自己翻译编写的东西能够登上报了。那时候李文俊不过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投稿得来的稿费虽然不多，却足以给他带来莫大的成就感。当时六十几年前，第一次在报馆领稿费的情景，李文俊至今难忘。那会自己是小孩，人家说出纳科，到出纳那儿、她有个大理石的柜台挺高的，自己比那个高，眼睛也就在那个柜台高一点点，完了自己递个章递个条子进去，完了她盖上章以后把钱扔出来，自己也看不清她的脸，就看见一头烫得蓬蓬松松的头发、就看见这个，那时候有这么个印象。领了钱出来，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了。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这座城市里，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语言就像是一座桥梁、联结起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样的氛围中，李文俊如饥似渴地在外文书中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领了稿费之后，李文俊最爱去的地方不是小饭馆、也不是游乐场，而是散落在上海各处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店。那时候从河南路往南走一段，就是叫复兴中路，复兴中路那些旧书店比较多，自己就有时候一路逛回来，一路看看那些旧书，好的外文书不太多，好的外文书都在租界。比如我们住的地方叫襄阳南路现在叫，那时候叫拉都路，拉都路口有些俄国人、白俄摆的一些小书店、开那些小书店卖俄文书或者英文书什么的。1948年，出于对战地记者职业的向往，十八岁的李文俊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报考的是新闻专业，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英语的兴趣。外文自己就是本来底子一般来说比同学稍微好一点，比新闻系的同学稍微好一些，但是比起外文系的同学那还不行，所以自己就尽量选修外文系的课。比如我们上完百分之七十的主修课以后，百分之三十的课可以选修，选修自己尽量选外文系的课。他们的大二英语大三英语，还有英语散文啊、英语写作，尽量去选那些课，尽量去赶那个水平。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候的李文俊抓住一切机会旁听英语课程，大学的图书馆替代了路边的小书店，成为他精神上的天堂。他尽情地徜徉在欧美文学的海洋里，他的勤奋好学在同学当中早就已经树立了极好的口碑，不过真正让同学们对李文俊的英语水平刮目相看的还是李文俊翻译处女作的出版，那是李文俊在中学时与两位好友一起翻译的小说——美国左派小说家霍华德.法斯特的小说《最后的边疆》。自己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本书出版了，因为总要有个过程，他拿去审稿啊、改啊或者来回退，给你们、你们再修改、再拿回去，过了一段时候，在自己三年级的时候，自己记得这本书出版了。那么在班上大家都说，哎呦，李文俊翻译的书出版了，同学当中也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