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推送一篇不寻常的“娱乐圈八卦”

新闻不会死，因为还有人在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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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新媒体、流媒体、互联网平台、大厂强势app的势力之下，再交织着时代推进的人们“阅读方式”发生了多重裂变，从纯文字，到文图并茂，再到图片为主文字沦为“图片说明”的公众号文体，以及三言两语的微博体，然后是主讲人音频、up主短视频、主播直播间全然一新的传播方式，关于“传统媒体陨落”、“新闻已死”、“媒体人消失”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然而你知道，这不是事实，这也不应该是事实。

一定有人热爱真相，求知求真，对拨开迷雾洞见真相的事业较真较劲儿。所谓传统媒体在置换到新媒体的时空里，也依然应该有所追求。在记者节到来之日，我们恳求我们仍然鏖战在一线的记者们，来说说自己对新闻、对真相、对采访，以及对那些犹如闪电般璀璨的明星之个人看法，从中或许你也会读懂点什么，以及更加透彻地洞悉真相，乃至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01

新闻真相，困在“采访提纲”里

南都娱乐北京记者傅圆媛

在影视娱乐口做记者，大家聊起职业困惑，可能“幻灭感”是最被高频提及的词汇，普遍共同的疑惑是：该怎样去坚持去维护那份新闻理想？

可能过去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我们跨入这个领域前，说起要做记者这个职业，你体会到的都是一种“使命感”，就是要将事实、将真实有效地传达给公众，新闻也有它的社会监督作用。但入行后，迎接自己的往往是巨大的落差，在影视娱乐圈，如何求真求实，大多时候我们是非常困惑的。

记得刚入行时，那时候自己格外“认真”，采访一位艺人时，当时网络上正好有一些舆论和质疑，于是我在深度人物采访提纲中也列出了网友们疑惑的地方，甚至已经温和委婉了五倍，只希望对方对这些声音做出些回应或者表达自己的态度，但最后的结局就是，提纲上的问题被删，工作人员表示“不许问，不能提”，那时候内心是愤怒的，什么叫做“不许”？事实摆在面前，为什么让人“闭嘴”？甚至觉得作为新闻人，某些权利实则上是受到侵害的。

于是到了采访那天，现场我直接抛出了问题，询问该艺人，是否对当下这些“声音”有自己的看法，结果艺人当场“黑脸”，一屋工作人员围过来……当最后我被送出现场时，一位艺人宣传跟过来不断嘱咐，“那些问题麻烦不要写进去，一定不要写进去啊”“麻烦成稿一定要给我们看看再发”，看神情，我第一次意识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让宣传岗位上的她很难做，于是开始妥协。

说到看稿，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太理解艺人团队过分盯提纲盯稿子的。当然，采访前把大纲给到受采对象很合理，这是一种尊重，但后来这个事情已经发展成，很多团队要求记者“提纲即最后所有问题”，在现场必须照着提纲念，提纲上没有的一概“不允许”，这就让人很费解，很多记者疑惑，我们不是机器与机器的对话，而是人与人的对话，既然是人类对话，那就都会有正常的“衍生”，既然如此，那你们为什么要接受一个“人”的采访，你自己发通稿不行吗？

似乎不行，因为自己捧自己效果不好，艺人还需要通过媒体，立住人设。

另外，很多记者也很“愤怒”在于，媒体有报道权，稿件也基于采访事实，有事实出入可以走法律，为什么媒体要给你“看稿”？甚至经常上来就说得很理所当然，说“我们要‘审稿’”，你就会觉得很可笑，难道艺人要操纵媒体吗？并且有时候更绝，删减便罢了，还要把一些吹捧往上加，还要重写艺人的回答，让艺人看上去更值得被夸赞，其实这已经触到了原则底线和道德底线。

但在原则范围内，慢慢我也开始理解这些风气背后的成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舆论环境的确也产生了巨变，谨慎确实是必要的，但也需要有个“度”。就比如我可以理解艺人现在来接受采访很多时候是凹人设，是背好了千篇一律答案来呈现的，但有些事情就不能理解了，比如我们现场见证的和听同行讲到的，有艺人在采访现场照着打印出来的“答案”念给记者听，或者采访时刚抛出一个问题，艺人当着记者直接问工作人员，“这个答案昨天怎么说的来着？”
……

不过，在行业待久了，你也会认清一个事实，艺人人前人后不一很正常，行业内外对于部分艺人的品行认知是有巨大“割裂感”的，可能前几年我说这些，一些年轻读者会格外质疑，但通过最近的新闻，相信大家也有了一定判断力。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艺人“出事”时，网友“震惊”，可业内却不“意外”。再者，通过工作对接，慢慢也有了很多宣传、经纪朋友，也会逐渐理解对方的工作和承受的巨大压力，即便工作人员想要尊重事实尊重媒体，觉得一些问题在“可以问”的范畴，但现在话语权最大的艺人不允许，背后的粉丝也不允许，出现纰漏，工作人员“可能会被撕出天际”，所以有时候媒体“沉默”的主要原因也是并不想让人那样“为难”了。

再到后来就是“麻木”，基本上很多记者都会配合工作人员，但这不代表疑惑会消除，现在“不能问”的范畴越来越大，比如我现在最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演员连谈表演感受类的问题也会被大幅删掉，难道你此前用的是替身吗？或许是又一个趋势，以后艺人没多大感受、需要背答案的，也懒得再背了。

这几年，我见证了太多记者离开这个行业，一点都不意外。

难得遇到真诚真心时，你会格外印象深刻，这时候也也会感受到，正能量依然存在。
第一次打破我一些固有印象的人是鹿晗，《长城》上映时，那时我跟随主采记者去了采访现场，尽管那时候我接触的艺人还并不算太多，但基本上给你的感受是一致的，莫名的官方，莫名的“高高在上”。当时鹿晗一路破记录，创造“顶流”现象，可能在我的预设里，他也会和大多艺人一样，但在现场说实话我是有些“震惊”的。首先是对话氛围，鹿晗和记者的对话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学生时代同学们之间聊天的氛围，坦坦荡荡轻轻松松，开开玩笑，未见“官方”。我对他的第一感受是过分清醒，大多艺人们追求的“夸赞”，他却“杜绝”，北京话里就是“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他频频表达自己不想被夸赞声迷惑，在他自己的标准里，自己还差得很远。这其实已属难得，至少在大多数我所接触的艺人里，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他们的“过度自信”，不曾摆正自己的位置，过于看高自己；另外，对于采访问题的坦荡程度，有时你都会为鹿晗捏把汗，他内心怎么想就怎么实在地说出来，不虚伪也不遮掩，有时你甚至会想，“倒也不必实诚到这个地步。”另外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当时采访地点在酒店一个类似小报告厅的地方，场地很大，在我们采访结束后，已有下一家媒体到达，在另一个角落布置设备，那时工作人员们全去和这家媒体打招呼、对采访内容去了，鹿晗在屋里溜达，看到我们收拾好设备准备走了，又没有工作人员引导，他跑过来说“我送你们出去”，然后一路到门口，又说“下次再见”，日常得像身边的朋友，但也就是这些在我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日常”，包括说话真实接地气等等，在娱乐圈却是真正的“悖论”，因为偶像在顶流层面，这是不大会见到的。

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回头看，你都会觉得这些特质在影视娱乐圈还蛮可贵的，在之后很多年，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愈发“苍白”的偶像却伴随愈发严重的“偶像包袱”，可能只有极少极个别人会“与众不同”，在鹿晗之后，我接触采访了偶像圈数年，可能只有2019年年初和今年两次采访“爱豆”时，会有在接触“真实的人”的感觉，还好，两位00后还让我感受到行业的未来似乎还有一些希望和可能性。他们一位很有想法，有超越年龄的成熟，能表达出深层次的见解；一位将“官方”完全弃之，尽管刚刚成年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但能够看出每时每刻，都在努力组织词句，用自己能想到的方式告诉你他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想法，尽管那和标准的“偶像公式”有所出入。在当下这个大环境下，还能够感受到“真诚”，哈哈，多么难得，有时这也无形中让我们对记者职业还能稍稍坚定些。

还有近期也有一件事情让我颇有感触，在上周采访演员祖峰时，我经历了他两次“道歉”，一次是线上采访开始时，他为因自己在外省拍戏、信号也不大好因此只能这样接受采访而感到抱歉，一次是采访结束时，他有点担心一开始因为自己还没进入最好状态而导致前面几个问题答得不够充分。这两次道歉，让我感受到他是发自内心尊重自己的这一采访通告也是尊重新闻采访尊重大众的。还好，那些本该具备的品质，我们在演艺圈还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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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娱乐粤港记者何海珠

这些年随着科技信息生态的改变，娱乐行业的报道形态也在发生着巨变，或许在某些业内人看来，娱乐记者已不似过去那般值得认真对待，他们认为接受娱乐记者的采访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赏脸”，对待娱乐记者的文章也越来越过分，仿佛自己是甲方爸爸，对记者的采访和文章指手画脚。或许是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很多娱乐记者会接受很多艺人团队或者影视作品宣传的横加干涉，但在我这儿，这样的做事方式行不通，无论对方是多大咖的团队或者多顶流的团队。如果对方是一副“你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来采访的话，那就不要采了”，那我就真的不会采了，因为没必要，也不值得。做人要有底线，做记者同样要有原则，而独立、客观的报道就是记者最基本的职业原则。

世间万物是复杂的，我的坚持并不总是顺利。绝大部分时候对方都很尊重我们作为媒体的立场和态度，但偶尔我也碰到过自视甚高的艺人团队或者影视作品团队，就是那种一定要记者严格按照提纲顺序来提问的，不同问题之间调换一下顺序都不行，也不允许记者在受访者回答之后再进行发散提问，仿佛他们是背好了答案来接受采访的，一旦和提纲有任何不同，他们就如同机器出了故障，不会操作了。

作为记者，我对于这些团队既气愤又同情，气愤的是他们完全不尊重记者这个职业，只把我们当提问机器，既然如此，何必要记者来采访？直接把问题写好答案发给记者不就行了？同情则是因为他们为了保证艺人的回答达到某种准确而把艺人也变成了背采访答案的机器。很悲哀，不是么？而更悲哀的是，这种团队一般是年轻艺人团队或者影视作品团队，在未来的日子，因为惯性，可能他们依然会采取这种做法，而他们在保证所谓“不出错”的路上也掐灭了艺人的个性或者一个有趣的采访的可能性。而一个艺人的真正的个性或者一个有趣的采访往往比一百个中规中矩的的采访对艺人的加分作用更明显。

但幸运的是，作为记者，在实践中，我遇到的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团队更多（比如最近刚采访完的张智霖团队，优雅、真诚的张智霖以及他背后的团队从头到尾都给我一种平等对话、如沐春风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我依然在继续这份工作。至于那些眼高于顶的团队，在媒体圈内坏名远扬的，社会和时间会教他们做人，毕竟，在当下，一个顶流的立和塌，都是一瞬间的事，要想永久地在这个圈子里立足，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彼此尊重都是最基本的。人人生而平等，请大家把这句话铭记在血液里。

02

肚子里“有东西”的人，不怕问

南都娱乐原创内容副总监刘倩

2014年，台湾偶像艺人柯XX涉毒被曝光，他经纪公司的老板柴智屏在召开记者发布会前，接受了南都娱乐周刊的独家专访。这是我第二次采访柴智屏。

第一次采访她是我刊有一个“金牌推手”栏目，讲述娱乐圈金牌制作人的故事，关于人称“柴姐”丰富的娱乐圈履历，我们有聊不完的有趣话题。这一次，面对柯XX可这颗冉冉上升的新星的瞬间殒落，我预想着采访会变得艰难起来。

按照我以往的采访经验，多数经纪公司在面对艺人的危机公关的时候，最多采用的态度就是沉默、或者一句“我们不方便回答”，最后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个看似什么都没说的声明收尾。像柴智屏这样愿意接受记者专访并且不需要提前给提纲的很少见。

采访当天，柴智屏从着装到状态都很邻家，她没有在我面前强打精神，也没有给我设置任何提问禁忌，有问必答，回答真诚，从她的回答中能感受到她有专业经纪人的专业素养，她说“我们在反省，除了工作上的事情，是不是需要多关心一下艺人的生活？”。如果说她有什么躲闪，更多是一种来自一个“母亲”的惋惜和心痛。比如她说“他未来走的那条路，会不会就灰心气馁？我比较担心这样的事情”。在那次事件之后，娱乐圈陆续曝光了许多“劣迹艺人”，可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柴智屏这样，毫不躲闪，会接受记者专访道歉，并为艺人召开道歉发布会的经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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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娱乐全媒体记者朱雯怡

曾经采访过一位歌手，她本身给大众的印象是比较高冷、特立独行的音乐人，但和她接触了就会发现她是个非常随和、很好相处的人。
在采访一开始，她会说“哈喽哈喽”主动与我们打招呼、介绍自己，声音温软亲切得像朋友。而与她交流的过程也比我想象中要顺利很多，她回答问题语速很快，态度也很真诚。

但每当我对她的回答进行进一步延伸和追问的时候，艺人团队的工作人员就会打断我们的对话，因为觉得我没有严格地按照采访提纲来聊，几次强调不要问提纲上没有的问题。
每次在打断之后场面都会略显尴尬，我也不知道是应该继续刚才的话题，还是要重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几秒钟的沉默。这时艺人总是先开口打破冷场，很耐心地回答完刚才那个提纲上没有的问题，逐渐缓和了有些紧张的氛围。

很感谢这位艺人的温柔和尊重。作为记者，我觉得好的访谈应该是双方能够在真诚、深入的交流中碰撞出很多即兴的火花，而非完全遵从提纲模版来进行问答。

我们可以理解艺人团队出于保护而提前确认提问方向，但也希望他们可以接受记者会对艺人回答中的某些内容进行适当地延展，这往往才是这场交流中最精彩、最动人的那部分。

工作以来，胡军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在采访前连提纲都没要求看的艺人。也许是从业三十年来接受的无数采访早已让他有了纯熟的经验，而肚子里“有东西”的人，也确实不怕问。

采访像胡军这样的资深演员不是件容易的事：作品多而深、阅历丰厚、谈吐专业，难免会让人有压力。没想到交流起来感觉挺平易亲和，不仅愿意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敢于输出自己对行业现象的看法，全程有问必答、表态掷地有声，如他在影视作品里塑造的那些硬汉形象一般坦荡、磊落。

03

真诚依旧有力量

南都娱乐编委原创内容副总监邱致理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个跳入脑海的采访经历是很多年前和甄子丹的一次交锋。因为新片待映，甄子丹团队通过一些关系找到我们，主动希望上南都娱乐的封面。于是我们和中间人沟通了一阵子，并确定了在上海的拍摄时间、地点，以及一些拍摄细节，摄影师和当时的领导也分别从北京和广州飞过来准备。然而拍摄当天，甄子丹和经纪人到达拍摄现场后，全程皱眉，观察了现场片刻后，他们明确表示今天无法完成这次封面的拍摄。那时候明星杂志拍摄还不像现在这样系统成熟，但我们确实也付出了时间和成本准备，对于他当时这种没有任何理由说不拍就不拍的态度，我们马上就和坊间一直传闻的“甄大牌”行径对应了起来。没想到的是，离开现场以后，甄子丹马上通过经纪人发来邀请，邀请我们整个团队晚上去上海一家老字号餐馆小聚。席间他一扫严肃姿态，认真解释了他当天“罢工”的原因，亦谈笑风生聊起了诸多拍戏辛秘和人生往事，与之前的印象判若两人。此间，身边不少同事对他大有改观，之后没多久，在更充分的沟通之下，甄子丹也如约登上我刊的封面。

其实我想说的是，和明星打交道这么长久，最大的感知就是没有人是单面一体的，人都是极为复杂多维的，没有绝对的冷静，也没有绝对的热情；没有绝对的温和，也没有绝对的情绪。明星在面对媒体的那一小段时光片段中，有训练有素的专业面具，也有真情流露的柔弱本真。某位知名音乐人谈起哥哥张国荣毫无防备的潸然泪下，某位85后大花回忆起上一段感情欲言又止的一声叹息，都深深刻在我们彼此的那一场对谈中。在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明星的自媒体时代，媒体采访对于明星名人来说似乎已经毫不重要了，更多的意义是宣传期的“行活”，艺人宣传、艺人与媒体合力完成的一个“通告”。但既然有提纲删了三分之二，依旧得照着提纲问否则就随时被打断的“年轻人”，也就有陶昕然、胡军这些完全不需要看提纲就敢直面记者提问的“老演员”。无论何时，倾听和讲述依旧有力量，分享和观点依旧有力量，真诚依旧有力量。

而作为娱乐明星的观察者、采访者，我们要做的也仅仅是去靠近他们、记录他们，把能够捕捉到的那一刻真实描述给读者们，虽然那可能只是他的一小部分，却也是一片有价值的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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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娱乐上海记者陆茜

编辑给的命题有些深刻，浅薄如我可能谈不了什么，只能聊聊我的个人感受。今年内娱大地震的同时，我也在经历自己的艰难时刻，疫情以来积攒的消极情绪，在某个时间点被按下了开关，顷刻袭来。花了一段时间平静下来后，我认真复盘过这场崩溃，找到了一些原因，但没能得到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试图在采访对象上获得答案，我问龚俊为什么这么快乐，他认为这是天生的；常华森的答案则是及时处理，防止情绪积压。有时，没有目的性地提问反而能让人豁然开朗，前不久采访闫妮老师，谈到如何保持好状态时，她回答轻装上阵（还没有开始写，但我已经决定将这四个字用作标题）。说起来有点滑稽，那一刻我脑袋里的画面是olu，对，达菲的小龟的朋友。他背着沉重的壳，但内心是轻快的吗，我好像受到了一些启发。

人物采访并不能展示出一个立体的人，而我认为，甚至连其中一个横截面也无法呈现。我们看到的，是经过主动或被动美化的，作者眼中的受访者。但在与陌生人几十分钟的交流中能得到一刻的共感，那么他在我眼中已经变得具体起来，因为我好像能感受我们在共同触摸着生活的细枝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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