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初：孩儿立志出乡关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离家时，抄写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因为这首《七绝·呈父亲》是“抄写”的，多数关于毛泽东诗词的书籍不予编入。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首诗的赏析，侧重考证原诗的作者究竟是谁。其实，透过这首诗，我们可以品味出毛泽东韶山求学经历对他的深远影响和他想要走出韶山的强烈渴望，可以解读出父亲毛顺生对毛泽东的深刻烙印和毛泽东对父亲的真情实感，这对于全面理解毛泽东的长大经历无疑大有裨益。

私塾教育奠基础

1978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恩来《学习毛泽东》一文，指出：“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把自己在韶山的求学经历概括为“六年孔夫子”。《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了毛泽东的私塾生活。1902年春，毛泽东入南岸下屋场私塾读书，先读《三字经》，接着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他记忆力强，能够口诵心解，很快领悟。1904年秋，他到韶山关公桥私塾读书。1905年春，他先后就读于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1906年秋，他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继续读“四书五经”，并开始练习书法。1907年至1908年，他虽然辍学，仍继续自主读书。1909年，他复学，在韶山乌龟颈私塾就读。1910年春，他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钟(堂叔)家里读书，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读一些时论和新书。同年秋，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离家时，他抄写了一首诗留给父亲，即《七绝·呈父亲》。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向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长大历程。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中的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是研究毛泽东早期经历的最权威资料。我们从中可以梳理出毛泽东少年求学阶段的一些重要信息，对解析早年毛泽东的学识、性格、观念极具参考价值。

第一，在私塾读书的几年当中，毛泽东较为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和熏陶。毛泽东有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四书五经”学得很好，奠定较深的国学基础。他自幼烂熟于心的知识，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六年孔夫子”的教育，使他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培养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第二，毛泽东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他渴望自主学习，即便是父亲逼他辍学，仍坚持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他常常在深夜里把窗户遮起来看书，为的是不让父亲发现。

第三，毛泽东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曾经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他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

第四，毛泽东不是死读书，而是善于独立思考。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点很特别，所有人物不是武将、文官，就是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他大惑不解。后来他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它们颂扬的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一判断，对毛泽东一生的历史观和是非观都有深远影响。

缘何立志出乡关

毛泽东的家境在韶山冲还算殷实，读了六个私塾，学业没有太大耽搁。他的早期生活是幸福稳定的，但《七绝·呈父亲》第一句便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少年毛泽东为什么想要离开韶山？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以及斯诺所著《西行漫记》，毛泽东“六年孔夫子”期间所经历的几件事，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他日渐感到韶山过于闭塞，渴望走向外面的世界。

第一，毛泽东对塾师的粗暴严厉、体罚学生十分不满。为此，他十岁时曾逃学，又不敢回家，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由于不认识路，乱跑了三天，来回兜了几个圈子，离家才八里路，终于被家里人找到了。此后老师态度比较温和了一些，他这次“罢课”胜利了。

1906年秋，井湾里私塾的老师是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一次，毛泽东趁老师不在，溜到外面玩耍。毛宇居大怒，罚他对着天井即兴作诗。毛泽东出口成诗《井赞》：“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以物寓人，表达了对私塾教育封闭刻板的不满，希望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第二，1907年至1908年辍学期间，毛泽东从表兄文运昌(字咏昌)处借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书中主张设议院、办商务、讲农学、兴学校，使上下同心，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书中还说到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缺少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这本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激起他恢复学业的愿望。

第三，1909年，毛泽东在乌龟颈私塾就读时，韶山冲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人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故事，宣传废庙宇、办学校，反对信佛。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有各种议论，但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并同他建立师生和朋友关系。

第四，1910年4月，湖南粮荒，长沙饥民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平粜救灾，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后饥民暴动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杀。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引述毛泽东的回忆：“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第五，正如《西行漫记》所记述：“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10年，父亲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起初毛泽东也并不反对。恰好在这时，表兄文运昌告诉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西方新学，教学方法也很先进。他听了动心，想去那里就学。他先后请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大家都说润之聪明好学，前途远大，到洋学堂可以学到比在米店赚更多钱的本领。他父亲终于妥协，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矛盾深藏父子情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蓄了一些银钱。返乡后，他赎回祖上典当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动增加，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毛顺生信奉“勤劳本业”的家训，带领全家起早贪黑，勤奋劳动，省吃俭用。毛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供毛泽东念书，无非希望他略识几个字，便于记账或打官司等，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人。毛泽东刚识字，毛顺生就要他学珠算，让他给家里记账，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他去做农活。毛泽东上学期间，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要收割庄稼。而毛泽东喜欢看杂书，这令毛顺生十分生气，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甚至一度让他辍学回家干农活。毛顺生性格刚烈，脾气暴躁，在家里尤其专制。他对毛泽东很苛刻，不给零花钱，还时常打骂。

这些都助长毛泽东对父亲的反叛心理。他认为家里形成了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而母亲、他和弟弟则成为反对党。毛顺生责备毛泽东不孝时，毛泽东用“父慈子孝”来回敬；毛顺生批评毛泽东懒惰，毛泽东反驳说年纪大的人应该多干活。一次，毛顺生当众责骂毛泽东，毛泽东负气离开了家，父亲在后面追打。毛泽东跑到池塘边，恫吓父亲说再走近，他就要跳下池塘。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而毛泽东则以跪一条腿认错。这使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公开反抗，父亲就会软下来。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不孝”，要算默默抗婚了。14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包办了一个18岁的媳妇罗氏。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

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问世以来，反映毛泽东早年生活的文字材料层出不穷，有不少故事讲到毛泽东如何与父亲“抗争”。关于毛泽东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似乎形成一种定论：毛泽东与父亲之间总是有无休止的矛盾与冲突。的确，毛泽东的母亲善良贤惠，他情感天平也更加偏重于母亲一方，但绝不能据此就认为毛泽东和父亲之间只有反叛而没有敬重，只有憎恨而没有孝心。毛泽东对父亲的自私、刻薄、专制心怀不满，但他显然也受到了父亲的积极影响。正是父亲的严厉，使他从小就热爱劳动，体会到农民的艰辛；为了不受责骂，使他干活勤快，养成讲求效率、仔细认真的做事态度；父亲的抠门使他习惯于节俭，一辈子反对铺张浪费。毛泽东特别感念的是，没有父亲的最终支持，他不可能六进私塾，更不可能外出求学。再说，父亲的管教何尝不是一种深沉的爱呢？

毛泽东和父亲之间存在代沟，他追求知识、渴望进步的青春梦想与父亲信奉的旧礼教、旧思想势必背道而驰。毛泽东反叛父亲，更多的是不喜欢父亲的行为方式，力图冲破父亲为他设计的生活框架，义无反顾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与他对父亲的尊敬、挚爱之情并不矛盾。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的脾气很像父亲，充满了湖南人特有的“霸蛮”之气，倔强执拗，父子之间冲突不断，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因于少年毛泽东年轻气盛、少不更事。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的第一个重要转折。临行前，毛泽东思绪万千。一方面，独立不羁的性格使他急切地想要冲出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山村；另一方面，想着要离开抚育自己的父母，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冲，他多少有些依依不舍。于是，他写下《七绝·呈父亲》，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对于毛顺生看到毛泽东诗后的反应，曾珺在其所著的《毛泽东的诗赋人生》(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版)作了这样的描写：“识字不多的父亲看到这首诗后，便撕下来找李漱清帮助看。李漱清逐字逐句解释后，父亲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孩子写得这样一首好诗而高兴，反倒是感觉自己积累起的家业无人继承，暗自神伤。”

剥皮诗作抒胸臆

关于《七绝·呈父亲》，《毛泽东年谱(1893—1949)》注云：“这首诗1916年曾载于《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原文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署名西乡隆盛。据考证，这首诗不是西乡隆盛的作品，而是日本和尚月性所作，原诗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萧永义在其所著的《毛泽东诗词史话》(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中写道：“1910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还没有创刊。有人查了西乡的全集，里面没有这首诗。作者其实是江户时代末期的名僧月性，诗题为《题壁》。月性和尚号清狂，在周防妙元寺出家，曾因忧国而周游四方，广交名士。他擅诗，有《清狂吟稿》一书。《题壁》是他27岁离开故乡时所作，抒发自己发愤图强的壮志和四海为家的胸怀。此诗对日本后世影响很大。传来中国后，影响也较广。原诗有不同的中文译文。”萧永义进一步写道：“笔者曾在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华夏正气篇》中读到过署名黄治峰的《男儿立志出乡关》一诗：‘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哪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是青山。’黄治峰，广西人，壮族。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编者认为‘这是他青年时期写的一首诗’。实则显然同样是改自日人月性的《题壁》诗。”

易孟醇、易维在其所著的《诗人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说：“毛顺生不久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丈人家。毛泽东的亲笔作因而一直由其表兄文润泉和表弟文东仙珍藏，湖南解放后始呈送文物部门保管。《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刘仁荣在《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一文中，第一次公开刊登了这首诗。”

陈东林在其所著的《毛泽东诗词背后的人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中描述：“毛贻昌后来把夹在账簿里的这张纸送到毛泽东的外婆文家。建国初期，文家拿出了一本珍藏了几十年的毛泽东读过的书，里面的一张纸上便有这首诗。这是目前可以找到实物的毛泽东关于诗的最早文字。其实，诗的内容早已铭刻在毛泽东的心里，终身不忘。六十年代，作为党中央主席的他听说有个将军以有病为由，不愿接受驻条件艰苦的非洲某国大使任务，又震怒地写下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托周恩来转交。结果那位将军羞愧难言，重新请缨，却为时已晚。毛泽东看不起恋栈的人。”

这首诗的原作者究竟是谁，毛泽东通过何种渠道读到原诗，这些问题已不重要。它是毛泽东改写的诗作，这是一种仿造诗的创作手法，以前人诗词为基础，颠倒、删除、增添或改动几个字，将其从原诗中剥离出来，产生新意，这种诗叫剥体诗，也称剥皮诗、拟古诗。毛泽东晚年的仿陆游《示儿》诗、改李攀龙《怀明卿》诗、改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所作《七绝·嘲林彪》等，都是如此。

《七绝·呈父亲》是毛泽东感恩父亲的特殊方式。他把原诗的“男儿”改成“孩儿”，体现出对父子关系的准确定位，更体现出儿子对父亲的敬重。他把“死不还”改成“誓不还”，充分考虑父亲的忌讳和感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则准确表达毛泽东志在四方的坚定意志。当然，这毕竟不是自创作品，不能将每句话都看成是毛泽东的心志，尤其是“学不成名誓不还”一句。他外出求学显然不是为了求取功名，与其说表达毛泽东一心向学的志向，不如说这是为了让父亲高兴而作出的一种姿态。少年毛泽东以这种含蓄方式向父亲道别，比千言万语更精炼、更生动、更准确。从此，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走向外面的世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原载：《党史文苑》2021年第1期

伟人之初：孩儿立志出乡关

浏览过的版块